一句真话比全世界的分量都重

新浪花

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

不管怎样，总是要爱他们；

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

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

如果你成功以后，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

不管怎样，总是要成功；

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遗忘，

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

诚实与坦率使你易受攻击，

不管怎样，总是要诚实与坦率；

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

不管怎样，总是要建设；

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到攻击，

不管怎样，总是要帮助；

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

不管怎样，总是要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

（摘自加尔各答“儿童之家”希舒·巴满墙上的标示）

加尔各答的萨德街（Sudder Street）有种奇特的混搭主义气质。街口边上的白色建筑是著名的印度博物馆；出租车、小货车、三轮车等在街上灵活地来回穿梭，招揽生意；来自世界各地的面孔晃荡来晃荡去，他们身后总是跟着企图推荐住宿或旅游项目的掮客；还有印度男人旁若无人地抓起路边的水管、拧开水龙头就往身上冲凉，更有甚者毫无耻感地当街小便；乞丐也随处可见，他们颤巍巍地伸出手，向路人索要钱物……“Incredible India”（不可思议的印度），走在街上，左观右看，不得不服。萨德街分布着各种平价小旅馆，是背包客们心照不宣的聚集地。大多数旅馆并不提供免费的wifi服务，因此可以上网的餐馆就成为热门之选，这其中JoJo最受欢迎。

来JoJo吃饭的第一大原因当然是蹭网，其次它的食物做得相当不错，尤其对于初来乍到印度、仍不适应咖喱饮食的中国人来说，这里的Sizzlers很对味，有点类似铁板烧，可以配米饭或馕（Nan），吃得算过瘾。在JoJo，我遇到了一对热情可爱、正在“间隔年旅行”的90后同胞。当时，我们都是第一次到印度，都是从泰国转道而来，对比之下，不免抱怨印度的混乱喧闹以及种种不适，话题自然带到“干了什么”。原来他们刚到加尔各答就报名参加了“特蕾莎修女之家”（Mother Teresa House）的义工活动，洗晾衣物，给老人喂饭，帮贫民窟的孩子洗澡……已经干了几天；他们还告诉我“特蕾莎修女之家”离萨德街不远，步行十几二十分钟即可抵达，如果想做义工可以去报名。于是，我打算也去问问情况。

（萨德街Sudder Street的街口边上是馆藏丰富的印度博物馆）

我承认自己是冲着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年8月27日－1997年9月5日）的大名而去的，对慈善事业和义工工作也抱有一点好奇心。特蕾莎修女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之一，几乎大半辈子扎根于印度加尔各答，帮助过无数穷人和病人，因其一生致力于消除贫困，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据加拿大作家露辛达·瓦尔迪所著的《一条简单的道路》（Mother Teresa：A Simple Path）记载，特蕾莎修女1910年8月26日生于阿尔巴尼亚的斯科普里（Skopje），原名为艾格尼斯·刚察·博加丘（Agnes Gonxha Bojaxhiu），在家里的三个小孩中排行老幺。18岁时，她首次蒙主召唤成为天主教传道修女，加入一个爱尔兰修会——罗瑞托修女会，而后到爱尔兰学英语并以教师身份前往加尔各答的圣玛丽罗瑞托修院高中（St.Mary’s Loreto Convent High School）执教。她于1929年抵达加尔各答，于1931年5月24日依据“耶稣的小花”之名选择了“特蕾莎”作为名字。在圣玛丽高中执教期间，由于生活艰苦、工作繁重，她罹患了肺结核。

1946年9月10日，在前往喜马拉雅山麓大吉岭（Darjeeling）休养的火车上，她接受了神的第一次召唤，她如此描述道：“当它到来时，唯一能做的只有说‘好’。信息非常明确——我将放弃一切，跟随耶稣进入贫民窟，在穷人中服侍神。我知道这是神的意思，我必须遵从神。”特蕾莎修女在圣玛丽高中工作了19年，期间与她共事的许多修女在后来的各种访谈中谈到当时她身体虚弱，行为和思想也没有特别之处。后来，她却化身为精力旺盛的行动家，创建了“仁爱传教修女会”，下设各种收容之家（如儿童之家、垂死之家、麻风病院等），并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借着爱与仁慈的行为，分担苦痛与贫穷，是仁爱传教修女会传教工作的根本。“我们的目标是使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灵魂之爱的无尽渴求得到满足。我们在贫苦者之中服侍耶稣。我们照顾他、喂养他、给他衣服，探视他。”据说，特蕾莎修女生前喜欢给人们免费分送她的“事业卡”，这张小卡片上清楚地阐明了她工作的方向、简单的道路。它由一个基本步骤组成：沉默、祈祷、信仰、爱、服务与和平。“习于其中一步，自可导向下一步。一个人如果能顺服于此一进程的本质，生命必然更为平顺、更为喜乐、更为和平。”

从萨德街往东出发，一路询问，抱着孩子的女人，卖菜的大叔，在地上玩泥巴的孩子……倒都能指出“特蕾莎修女之家”大致的方向。穿过印度教徒、穆斯林居住区，街边的垃圾堆和污水沟怒刷着存在感，明明不远的路途却走得一路感叹。

（前往“特蕾莎修女之家”的路途中，可以看到印度人日常生活百态）

终于，在一条小巷子找到了“特蕾莎修女之家”，建筑是灰蓝色的墙面，门口毫不起眼。抵达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时分，在进门的小厅看到两位修女，我赶紧上前咨询相关的义工事宜。修女很和气，耐心地告诉我如果想尝试做义工，可以在明早6点再到这里登记，届时有人给派活，可先尝试1天的义工服务。听完她的介绍，我也没多问，就出了门，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姗姗离去。不知为何，这里有种让人自觉不轻易打扰的氛围，因为每个人看起来都挺忙碌的样子。第二天，连日劳累的我没能在规定的时间内爬起床，加上计划待在加尔各答的时间不多，只能作罢。不过，留个小遗憾也好，以后重返加尔各答还可以考虑报名。

（“特蕾莎修女之家”的门口毫不起眼，一个孩子正依靠在墙边无所事事地打发时光）

回国后，我有意无意地关注过不少曾在“特蕾莎修女之家”做过义工的旅行者的博客或网站，也搜索过一些相关的媒体报道。这其中，有不少非议之声。例如，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写过一本研究德雷莎修女的专著，叫“TheMissionary Position: Mother Teresa in Theory and Practice”（《传教士体位：特蕾莎修女的理论与实践》），在书中他质疑了教会捐款的去向，声称她的教会是全印度唯一不公开帐目的慈善机构，许多钱被用于教会的扩充，而不是真正去帮助穷人。而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编辑罗宾·福克斯曾在访问加尔各答的“垂死之家”时发现，许多服务的修女和志愿者没有基本的医学知识、没有经过专业的医疗训练，而收容所也缺乏现代化的医疗条件，这无疑会加剧病人的痛苦。一些曾担任过此类照料病人工作的志愿者从侧面印证过这一点。比如“责任慈善”（Responsible Charity）的发起人赫姆利·冈萨雷斯（HemleyGonzalez）谈到他曾作为“仁爱之家”志愿者的经历，他发现那里在医疗卫生方面存在着严重不负责任的问题，幻想破灭之后他创建了“责任慈善”机构，更倾向于支持教育、计划生育和个体经营等有效的脱贫手段。此外，特蕾莎修女还被质疑对于痛苦和贫穷有一种不健康的推崇，极力反对堕胎、反对节育……

在加尔各答“特蕾莎修女之家”的“到此一游”，对我而言，是生发某种旅行态度的起点。虽然，我至今仍不知道该如何用语言明晰地描述这种态度。此前，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所谓的慈善保持着若有如无的距离。从小到大，我被“逼捐”过，也主动捐过书籍、钱物给一些慈善组织和机构，但仅此而已。我从不认为这样的“善举”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毕竟你付出的同时也收获了内心的快乐和安宁。而经过对“特蕾莎修女之家”的关注和反思，我想将来如果有时间和机会的话，我也许会去参与一些义工组织的活动，在实践中体验何为有效的慈善。

俄罗斯大作家索尔仁尼琴曾说：一句真话比全世界的分量都重。所以，我也不觉得那些对“特蕾莎修女之家”的质疑和争议有什么不好。有反对的声音，总好过悄无声息。那证明，至少人们还在乎和关心这些问题，想去弄清真相，然后付诸行动。

（特蕾莎修女 Mother Teresa）